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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新疆北漂rdquo库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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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尔班江·赛买提我人生的最大转折:在北京我这个人,总是希望表现出我在真切地活着,和别人不一样,我不喜欢那种平平稳稳的状态。15岁时,我开始学拳击,一年后就获得了地区少年组的亚军。同时我还特别追求个性,一度希望通过留长发来展现出艺术家风范。结果有一次,面对着一个明显比我弱的对手,我在躲闪时让长发扫进了眼睛,被对方一拳打到左眼造成晶状体出血,从此只好退出拳坛这是我18岁时的事情,也正是在这一年生日,我和一台凤凰D一见钟情,开始自学摄影。我的第一个摄影展是在我读的中专办的——在一个小橱窗里,粘贴上我拍摄的七寸照片。20岁时,我通过玉石生意认识了对我一生影响很大的人:我的干爹干娘,孟晓程夫妇,他们是纪录片摄影师。他们会给我带和田没有的反转片,我就给他们留块不错的玉。在我看来,这就是人和人之间交往最基本的东西吧,你给我带利益,我给你带来利益,互帮互利,然后就维护起了一个不错的关系。通过干爹,我认识了我的师傅和师爷,央视著名的纪录片人王路和陈晓卿,和他们一起去拍纪录片。拍完了,他们操心我的去处。我说我想上学,师傅们是从哪个学校毕业的,哦广院;广院在哪儿,哦北京。那我就到广院去上学吧。我人生有几个转折点。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我在年6月28日,进入北京传媒大学读书。那会儿我对学校是渴望向往的,因为中专毕业后,我已经在社会上流浪了五年时间,希望能够通过读书获得包括专业能力在内的提升。初到北京,我给自己背了一个“民族”的包袱,这让我总是忘记人性,忘记要做一个人,而老想着要做一个民族英雄之类的东西。那会儿我总想,作为维吾尔族人,我应该要怎么怎么做。那会儿我在马路边看到垃圾都会去捡起来,在北京我学会了抽烟,但绝不会随便扔烟头,怕被别人看到了,说维吾尔族人的素质很低,那会儿觉得社会上对维吾尔族人的负面评价都像是在骂我一样。有一件事情做好了,大家会说库尔班江做得好;而一旦没做好,别人会说,是一个维吾尔族小伙子没做好。在大学的三年我活得很累,说话做事都必须非常严谨,包括一些小动作都非常刻意。年我毕业入行,我师傅王路终于发现了这一点,他对我说:“兄弟,你为什么活得这么累,你能不能做你自己?我们没有把你当作是一个维吾尔族人,你就是一个人——你是我的兄弟、我的徒弟。不要把所有的包袱背在自己肩上,别人不会把你称为一位民族英雄,你也做不了民族英雄。你做不了多大的事儿,只要你认认真真做一个诚实和诚恳的人就够了。”你看,我有这么好的一个师傅,他不仅教我摄像技巧,还教我做人。除了自我认识深化了,在北京,我对摄影的理解也成熟了。我在传媒大学学的是纪实摄影,年参与到《时·光》纪录片的拍摄中,这个片子讲述中国20位最好的纪实摄影师的故事。在拍摄的过程中,通过和他们交流我才明白,原来纪实摄影是有一个社会责任感在里面的。除了花果、美女、风景、民俗之外,摄影师还通过拍摄周边发生的事情,来表达他对世界的理解。其实在我拿起相机的时候,就对社会有了一定的责任感,只是那个时候我是不知道的,等你有了一定的阅历,你就能看清楚自己的这个责任感,从而产生表达欲望。于是我觉得我也应该去拍一点什么。于是我拍了一组《采玉人的致富梦》,表达和田采玉人不为人所知的酸甜苦辣。后来又拍摄了《喀什葛尔老茶馆》,茶馆是丝绸之路上曾经起过媒体一般重要作用的地方,它的消失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所以我通过我的影像把它记录下来。我越来越感到,最动人的故事,还是我们身边的人与事。

库尔班江一家,库尔班江·赛买提提供。《我从新疆来》的诞生在读大学时,我就渴望通过沟通,来消除这种误解。、年我自掏腰包,在北京各主要高校巡展我拍摄的新疆风情照。在北京的这些年,我感到人们对于新疆的误解越来越加深,所以我希望能够做更多的事情。年,我成功地举办了一次关于新疆的大型摄影展览“昆仑之墟,大美和田”。再往后,我就开始试图通过纪录电影的手段来传播新疆了。《舌尖上的中国》火起来时,我争取到了《舌尖上的中国》里的和田麻糖和沙漠烤肉的部分,连师爷陈晓卿都服了我,说我一有好事儿就推荐和田。然后,我开始策划《我从新疆来》的纪录片,想要讲述那些从新疆走出来的普通人的故事。一开始想只拍维吾尔族,经过思考,又诞生了更成熟的方案:新疆是一个多民族的地方,应该拍摄从那里走出来的各族人民。但要通过纪录片把人的故事以十几分钟的方式展现出来,需要不少的资金。没钱,那就找钱呗。可到了12月份,钱还是没有找到。我开始觉得不能停在找钱的阶段,那就先做一个前期采访吧。于是我开始先从我身边的新疆朋友找起,我对他们说,现在这个社会出了大问题,人和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没有了。这个社会浮躁也好,复杂也好,最根本的问题是人与人之间的问题。所以我要和你们聊天、拍照片、把你们的故事整理出来,讲给别人听。在拍摄过程中,年3月1日发生了昆明暴恐事件,这件事对我影响很大,那之后是我有生以来最为痛苦不安的一段时间。昆明事件之后,内陆普通百姓对于新疆的恐惧感和排斥感加深,我父亲和两个弟弟都住在内地,我还有很多在内地工作的新疆朋友,我害怕他们因此成为被伤害的对象。我想,我一定要加快自己的脚步,于是决定用最快的时间把这个书做出来。这个过程中,想法也越来越明确:既然昆明事件以后,人们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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