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电记忆我在华电问道的前20年

我是年考入华北电力学院的。除了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在天津电力局工作了半年，后来三次出国学习、工作，大概有三年半时间外，其余时间均在华电学习和工作，见证了华电发展的大半个历程。

虽然我对学校发展的大体脉络是熟悉的，但自己感觉还是有不清楚的地方，有些事情了解的不一定准确，故还是从自己身边的事讲起吧！

年我以总分分（满分分），在河北省名列约第名的成绩，考入华北电力学院，在电力系名列第一，大概是全校第二。那年，电力学院一共招生名，共10个班。

开学典礼上，刘院长非常开心：“我院今年招生的平均分数，与哈工大持平。”但其实当年我们报考第一志愿的很少，那时学校还没有什么名气，许多人都不知道这所学校。我只是听一位亲戚说电力行业不错，才作为后备志愿填写了华电。

当时学校只有大礼堂、办公楼和教一、教二两座教学楼像点样子，图书馆还在建设中。校园很小，而且相当一部分是建设工地，新生们入学后都很失望。

入校后，先是对我们进行了入学教育，电力系当时主要由袁万茹副书记负责。记得袁老师当时还特别叮嘱：“不要谈恋爱！”结果我们班同学们老实地到了大三，还没有谈恋爱的。入学教育期间，由电机和发电教研室老师带我们参观了变压器厂，记得带我们的老师有杨天民、叶东和高曙老师。

我们第一学期的《高等数学》是曾闻问老师讲的。第二学期曾老师出国了，数学课程的教学，换成了曾老师的丈夫张鸣东老师讲了。他们都讲得不错，相比之下，我觉得还是张老师的语调更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好像印象更深。

我们发电专业的骨干课有《电机学》《电路》《电子学》《发电厂电气部分》《电力系统》和《继电保护》等。为我们上课的主讲的老师分别是：叶东、徐臻华、朱蓉、毛晋、高曙、王绪昭。这几位老师讲课都挺认真的、备课也清楚，是我们打下了较好的理论基础和专业基础。

80年代初期，由于学校在北京电力学院原址创建研究生部，分流了部分专业上过硬的老师，再加上文革期间师资严重流失等因素，我们上学期间，正是学校本科师资最紧张的阶段。同时，我们也挺幸运的，那是个国家大力提倡“知识化、专业化、科学化、年轻化”的年代，大家的学习劲头都比较足。那时候老师们最担心的恐怕就是被学生轰下讲台，学生们最担心的是老师的课讲不明白。大多数同学上课认真听讲、下课后再温习教材并及时完成作业。我们发电17班和发电18班自大学二年级时，搬到了教二楼一层的一个教室。教室就在足球场北侧，很多同学每天下午做完作业后，就直接从窗户跳出去踢球。

现在回想起我们的大学时代，是既紧张又快乐！

我们读大学期间，学校几乎每年都要聘请电力部的领导来做报告。记得有水电部副部长李锐、电力工业部副部长兼中国科学院院士毛鹤年、还有位好像是姓苏的总工等。他们从宏观上论述国家电力发展历史、现状和未来规划，虽然他们讲得很有水平，但当时学生们对专业科学技术知识的热情更高一些，所以听报告时不少学生在下面看英语和专业书。而我们电力系周波老师从国外回来后，也在礼堂做学术报告，学生们听得就非常认真，周波老师的演讲水平是挺高的、很吸引人。

我所在的发电17班，是电力系体育人才较为集中的班。

我们班的曲晨，在河北省大学生运动会的跳高项目上曾多次取得名次，并保持多年华电跳高记录；俞国勤的三级跳远，也多次在学校运动会夺冠。我们班的排球队当时是横扫全校、称霸校园。学校排球队中有三人来自我们班，且都担当主力队员。我们班的女生也挺强的，她们在全院运动会的4×接力赛上还取得过名次。

曾宪国老师担任我们最后两年多的班主任。他喜欢摄影，为我们班同学拍了多张、留下美好记忆的照片。

我们大三期间，应该是在年初，学校大礼堂门上贴出了《光明日报》的一篇报道，刊载了我校赴澳大利亚访问学习的杨奇逊老师在微机保护方面取得了突破性成果的事迹。此事令同学们欢欣鼓舞，同时非常自豪，切身体会到了华电师资的高水平！

大三结束后，发电17和18两个班，有1/3的同学在暑假开始复习考研。

当时的我们，实际上大多数并不了解上研究生后的工作去向，只是感觉读研会掌握更多的知识，日后工作可能用得上。我平时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也就稀里糊涂地加入了这支队伍。可没想到的是，到寒假时，参加复习考研的人就锐减了一半。

我们那年考研，安排在最后一学期的开学前，考场设在河北大学。

考《电工学》这门课程时，让我给考砸了。

一道关于对含源受控网络列导内阵的题，把我给难住了。这一部分知识，因同《电力系统》课程相似，而《电力系统》是刚学完的课程，故考前就没有复习这部分。我当时犯了一个老毛病，就是不习惯跳过难题去做后面的题，结果最后一道会做的题却没有时间做了。幸运的是，我的总分和各门课程都合格。最后由专业课任课老师高曙推荐给杨以涵教授，并经过杨以涵课题组面试后录取了。

我们发电17、18班共有约60名学生。两个班各有3名同学考取了研究生。

我们那届发电专业本科生毕业时，大多数人主要面对的分配单位是设计院、发电厂和学校。少数人去了省电力局、中调和电力研究单位，还有个别的分配到了国家计委和电力部。那时我们的分配，好像没有供电局的名额，这倒也符合了当年电力部“重发轻供”的潜规则。

华电北京研究生部，是年在北京电力学院原校址开办的。那会儿的整个校园，被在文革期间进驻的军工单位占据了一半。我们84级华电研究生共有41名（含两位出国生），一起学习的还有中国电科院和原电力部若干研究所的研究生，以及助教进修班的老师们，共计有多名学员。基础课的老师，基本上是华电的老师担任，专业课老师多数是由电科院的专家们承担。给我们上《电力系统分析》的是电力系统专家周孝信（现为中科院院士）、吴中习和李汉香老师，讲授《现代控制论》的老师是熊正美老师。熊老师给我们上课时，已是年过半百的人，他上课时不拿讲稿，内容很有深度，又讲解、又推导，展现出惊人的记忆力和超强的思维能力。

那时电科院的老师们的水平确实很高，他们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扇充满魅力的知识大门，让我们这些满怀激情踏进大门的学子，对一门门学科产生了浓厚的学习兴趣。

我们那届研究生中表现最突出的要算宋永华。他英语特别好，口才很棒，活动能力超强。上学期间就多次邀请电视EnglishonSunday的女主播、英美大使馆的老外来做报告。他工作后曾任英国布鲁内尔大学教授、副校长，现为浙江大学副校长。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人工智能和专家系统在我国计算机界的研究开始兴起。杨以涵教授敏锐地紧跟学术界这一新动向，率先开始尝试将人工智能和专家系统引入电力系统，因而在课程培养计划中，就给我列上了《专家系统》和《Lisp语言》。当时研究生部还没有讲授这两门课的老师，我的副导师高曙老师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她专门到清华计算机系为我和师兄张志英办理了听课手续。那年的《专家系统》课是张钹（现为中科院院士）上的，我还旁听了林尧瑞老师的《人工智能》、石纯一老师的《机器定理证明》。由于缺少《数据结构》等计算机学科的基础课知识，我对有些课程内容没有理解透，但还是对人工智能和专家系统有了较初步的认识，掌握了一些基本知识，为后面的硕士课程学习乃至后来的博士课题研究，打下了基础。

在硕士课程学习阶段，上午大都排满了课，下午课较少。我们一般是把下午一大半时间用来自习、一小半时间去打球。我记得当时在研究生部班级间还搞过排球比赛，我们华电研究生班级赢了助教班和电科院京外所研究生班级。那时充满活力的我，当时也是我们班排球队的主力队员。

第三学期过半后，我们的研究生课程就全部结束了，导师在保定的学生，就来到保定做论文。我的论文题目，实际上是在暑假时，杨以涵教授已经帮我选定了。

第二学期课程一结束的暑假，杨教授就带上我，还有郭家骥和贺仁睦老师，去了辽宁铁岭电业局，进行科研课题调研。接待我们的是电业局生产副局长兼总工牟守山。牟局长是杨老师在哈工大时的学生，他对杨老师在哈工大时的讲课水平称赞有加：“杨老师每节课，一般就写一黑板，讲课生动。学生听了以后，就能把来龙去脉理解得差不多了。”那次，杨老师还给电业局的技术人员做了“模式识别方法”的演讲。这是我第一次听杨老师做学术报告，当时杨老师也年近60了，对于最新前沿的科学知识，完全是脱稿演讲、深入浅出，挺令人佩服的。模式识别至今仍是一个热门研究领域。

在铁岭期间，我们参观了两个变电站，重点了解了铁岭供电局在变电站使用微型计算机进行变电站监测所做的科研成果。此外，还做了一个配电线路的接地实验。最后两家商定，在变电站开展“计算机自动写票”、“防电压互感器铁磁谐振”等方面的合作。而我的硕士课题就定在了前者，刚好用上了专家系统。其实，杨老师后来选择配电线路故障选线课题的研究，也是受这次调研的启发。

铁岭电业局还帮助我们联系了附近的清河电厂的参观。清河电厂的几位校友非常热情，全程陪同我们参观，又带我们到电厂旁边的水库去游泳。水库很大、水很深，我没敢下水。杨老师、郭家骥与贺仁睦老师，都下去游了一把。杨老师的蛙泳水平很高，他说他从小就在铁岭老家的柴河里游泳，游泳是他的一大爱好。

那次，记得杨老师还带我去参观了周总理在铁岭上的小学，去了杨老师小时候居住过的地方，还一起去拜访了一位杨老师的老朋友。可惜，当年我还没有相机，故未能留下张在铁岭参观时与各位老师的珍贵的合影。

在我的论文研究初期，杨老师还让我参与了东北电管局同我校合作的“变电站微机化监测系统”研发方案的论证。我校的牵头人是魏孝铭老师，参加该项目论证的还有田璧元老师、从事计算机专业的连迩遐老师，以及课题组的研究生温淳、林大建和南方敏。

由于这个项目的具体实施地是在赤峰电业局，故项目论证会也是在赤峰召开的。论证团队在实地考察了变电站后，几次反复地讨论了研发方案，讨论的重点包括：主控机机型、操作系统和监测功能等。对于我这个刚刚涉足微型机应用的新手来说，此次研讨会也让我大开眼界，增长了微型机监测方面的知识。

论证会召开的时候正值冬季，我也第一次尝到了东北严寒的威力和苦楚。人在汽车里，还是感觉到浑身冰冷的，脚丫子都冻得不听使唤了。

为了获得变电站倒闸操作的经验和知识，我还专程去铁岭一次变电所实习了一周，该变电所的常所长非常支持搞微型计算机开操作票。他很仔细地给我传授了不少开票知识，还在日后写了几百张典型的倒闸操作票寄给了我，使我得以从中归纳了倒闸操作的知识，为构造倒闸操作票专家系统奠定了基础。

那时计算机系统的汉化，还是个不小的问题。经过与计算机专业的研究生同学讨论，我选择了当时汉化比较好解决的“编译BASIC语言”编程。

论文研究工作展开的前几个月，杨老师及张文勤和高曙老师几乎每两周就要听我们这几个研究生（还有方勇杰和张粒子），做一次论文汇报，对我们的研究进行指导。老师们对培养学生的高度负责的精神，也一直是我们的榜样。每逢过节，三位老师还经常邀请我们到家里去做客，改善一下生活。

我负责研发的“变电站操作票专家系统”，在年基本完成。到暑假的时候，我和张文勤老师再次来到铁岭一次变电站，给变电站运行人员演示了我们的研发成果，并在那里根据实际情况和用户需求，做了少量的修改，然后就直接交付给变电站试运行了。

该系统对变电站的常规票能进行自动编写、对非常规票允许调用模块进行编写和编辑，最后系统能进行反误操作校验，初步体现了人工智能和专家系统的优势。

导师们对我的硕士研究工作比较满意。

年秋，杨老师带着我，参加了在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召开的全国电自专业高校年会。一同去宣读论文的还有商国才、王绪昭和李宝树老师。那时能够在电自高校年会上宣读论文的大多数都是教师，我是以学生身份出席会议并宣读论文的。

我校与会者宣读的论文都是计算机应用方面的成果：杨老师报告的是“水轮发电机的微机式跟踪同期合闸装置”；王绪昭老师讲的是“微机式线路保护装置”；李宝树老师介绍的是“微机式铁磁消谐装置”；我的报告题目是“变电站操作票专家系统”。

那时，计算机在电力系统中的应用，尚主要集中在计算领域，主要是电力系统三大计算程序，我校宣读的几篇论文让人耳目一新。论文宣读完后，大会评选了优秀论文，在总共推荐的10余篇优秀论文中，我校占了3篇，有杨老师的、王绪昭的和我的。但在最后的组长会上，杨老师感觉我校太突出了，主动提出把我的论文裁掉了。王绪昭老师的口才在那届年会上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大会闭幕式上他代表青年教师做了专题发言，讲得很精彩，获得阵阵掌声。

我的论文“变电站操作票专家系统”，后经高曙老师整理投稿，发表在《中国电机工程学报》上。那时该刊还是双月刊，发稿非常不容易，每期只能刊登约10篇稿件。投稿时，老师们把我列为第一作者，体现了我的导师们的高风亮节。

年冬，我校申报的“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专业博士点”，得到国家学位办审批通过，学科带头人是杨以涵教授和哈工大的柳焯教授。这是我校发展史上一个重要节点，从此我们成为博士点院校。国家学位办对博士点院校的审批是很严格的，杨以涵教授及由哈工大发电教研室成建制转入我校的老师们的学术声望，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继电力系统专业进入博士点后，我校热能动力专业在下一届的博士点申请中获得了审批。自此，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校已将水电部时期同档次学校东北电力学院和华北水电学院，远远地甩在了后边……

年1月研究生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天津电力局计算机站。

电力局的单身宿舍，在市区中环线马路旁边，昼夜喧嚣嘈杂，我很不习惯，那时还没有到外边租房子的条件。再加上日常工作比较单调，也没有多少学问可做。工作了几个月后，分析权衡了自己的专业所长，我决定调回学校，任教！母校很支持，专门派了人事处的王金霞老师到天津电力局要人。

年8月，我终于回到了母校，被分配发电教研室任教。

当时，发电教研室虽然已经度过了教师紧缺的艰难时段，但也就十多位老师。那一年，我们一同走进发电教研室的还有方勇杰、李庚银和盛四清。后来，我们教研室陆续补充了顾雪平、赵书强、律方成、张建成和周明等研究生。这样，发电教研室既有刘庆国、张文勤、高曙、毛晋、王仁洲、陈志业等年长的先生们（杨以涵老师有时候也来参加教研室活动），又有比我还早的、拥有研究生学历的康庆平、范奇、常鲜戎老师等。教研室鼎盛时期，教师人数达到25人之多，师资力量较强，因此成为电力系、乃至全校最大的教研室。

发电教研室，除了承担发电专业的专业课程外，还负责全校的《电力工程》课程教学任务。后来，电力系陆续成立的高压教研室、供电教研室，都是从发电教研室分出去的。

电力系高压专业，在我校发展起来也是很不容易的，电力系历任系主任、发电教研室张文勤主任是下了一番功夫的，他们对我校高压专业的创建、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先是派研究生到清华去学习、派年轻教师张重远到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去进修，还从运城供电局调来了程仲林老师。程仲林是北京电力学院高压专业59级毕业生，毕业后一直在供电局从事高压方面的技术工作，担任过供电局总工，他对高电压实验很熟悉，工作上也踏实肯干，为我校高压实验室的创建，付出了功不可没的奉献。后来，律方成、刘云鹏一代接过建设高压专业的重任、担任了教研室领导，经过他俩的努力和精心领导，我校高压专业和实验室现已在国内外电力高校中跻身为先进行列。

还有，我校电力系统动模实验室和高压直流输电实验平台，也是由老一辈发电教研室老师们建设的。

上世纪80年代，我校直流输电研究，在国内是与中国电科院、浙江大学并驾齐驱，处于三足鼎立的先进地位。目前，动模实验室与新建设的风电太阳能实验系统一起，构成了新能源电力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重要组成部分。

年，我和同教研室的常鲜戎一起，考上了杨以涵老师的第三届博士生。当时，和我们在一起上课的还有东南大学的博士生刘立生(他也由杨老师负责指导)。因为我们听课的人数太少，有些任课老师就让我们先自学两节课、再辅导两节课，教学效果不是太好。而杨老师给我们讲专业课“电力系统控制”时，采用的教学方式是先在课堂授课，讲授理论知识部分，而后带着我们到动模实验室去做发电机的PID控制实验。使我们体会到了理论同实践的统一，得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年暑假，杨老师带着我、硕士生栗然和范根定一同去东北电管局调度局调研。双方达成了开展电网调度操作和事故分析处理专家系统的合作意向，并聘请了电管局副总工高之楷担任了我的博士副导师。

那年暑假，我和两位硕士生在东电调度室实习了整整一周时间，收集资料，向调度员学习相关电网调度的经验，调度室的师傅们对我们都挺热情的。那里的潘明惠主任和冯松起值长，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实际“事故案例”资料，还有两位校友王德生和张中林为我们的资料收集和知识积累提供了更大的帮助。

返校后，我们查阅了大量论文，借鉴国内外相关科研成果报道，初步确定了研制方案。当时心里最没底的是如何实现“在线”，于是年秋，我和课题组的成员再次来到东电调度局调研。这次，我们请到调度局自动化科的同志讲解了“电网能量管理系统EMS实时数据库”，共同探讨了EMS数据同我们研发的“事故分析处理专家系统数据接口”的解决方案。由于PROLOG语言有良好的知识表示和推理能力，故我们选择了该语言作为系统开发语言。经过半年多的实验室编程和调试，到年暑假时，故障分析专家系统离线版本基本完成。

比较幸运的是，由于当时同英国女王大学电气电子系有着友好往来的联系，借助英国政府支持的中英两国文化交流项目，学校推荐我参加了同英国高校联合培养博士生的选拔。我的ELTS英语考试达到了要求的底线，于是在年暑假前，我获得了英国文化委员会资助赴英学习的名额。鉴于此，张文勤老师动员顾雪平参加了此课题，他主要负责系统数据接口。

我在完成课题工作的交接后，于年10月初乘飞机去了英国。先是在爱丁堡学习了3个月的英语，然后到英国女王大学做了一年的博士论文研究，由电气电子系主任B.W.Hogg教授负责指导，进一步对电网事故处理中的电网拓扑分析、解列判断和超负荷校正进行研究。

在英国求学期间，我撰写了两篇英文学术论文，后来都在国际知名电力刊物上发表了，其中一篇是在《IEEETransonPowerSystems》上发表的。在这之前没听说我校有人曾在此刊物上发表过论文，当时国内其他单位在该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也寥寥无几。

年回国后，我们曾把该论文连同“电网故障分析专家系统的应用证明”一起，进行了成果的通信评审。中国电科院的原总工王平洋和时任总工的周孝信，都给予了高度评价。年，该成果被评为电力部年度科技成果二等奖。

回国后不久，我又在《中国电机工程学报》上发表了一篇有关“电网过负荷校正”的论文；同时还申请到一项国家教委高校优秀青年教师基金项目、一项28万元的河北省电力局科技项目（这个经费数额在当时算是较大的科研项目）。

在这两个项目研究期间，我又申请到了国家资助的去加拿大访问学习的名额。为了完成科研项目，我推迟了1年的行期，于年4月来到加拿大，先后在萨斯喀彻温大学和卡尔加里大学各学习了半年。在加拿大学习期间，共撰写了三篇英文学术论文，后来均发表在国际SCI刊物上。其中一篇发表在电力权威刊物《IEEETransonPowerDelivery》上。在加拿大学习期间，作为留学生代表，我还受到了当时赴加拿大访问的江泽民主席和其他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年前后，我校的高水平论文、科研项目和科研成果获奖是比较紧缺的。我的论文、科研项目和获奖成果，作为我校技术经济博士点、电气工程一级博士点、教育部电力系统创新团队、教育部电力系统保护与安全监控重点实验室、计算机硕士点的申报材料，被派上了大用场。尤其是对于技术经济博士点、计算机硕士点的申报，起到了一定的支撑作用。

可以问心无愧地说,在科研成果上，我对于学校是有所贡献的，不负学校的培养和教育。但，今天回想起来，对于发电教研室的老师们，我是深感愧疚的。

我自年8月加盟发电教研室，在职读博4年，出国三次（年12月到年1月还去了美国EDSA公司从事电力软件研发工作），累计出国时间近3年半。承担的教学任务无疑少了许多。然而，同事们给我的都是鼓励和帮助，而没有半点抱怨，这让我很感动。

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讲授《发电厂电气》课程，是给电厂进修生上的，大约是在年，那时的进修生听课很认真，是要学真东西的。讲课，首先要有讲稿、教案，范奇老师很痛快地把他的讲稿借给我参考……

年9月底，学校拟成立计算机系。

由于我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取得了较多的教学和科研成果，学校部分老教师提议，由我来担当计算机系首任主任，这一提议得到了校领导的首肯。时任校党委组织部长的雷应奇亲自来到我们家做工作，我只得答应试试。

没想到，这一试就是十几年。

回顾往事时，那牵系着青春岁月的一幕幕，在我眼前清晰地再次被打开时，说不清心中涌出的是什么滋味？酸甜苦辣都曾有过。出国，其实就是洋插队，要自己动手做饭，社交圈子小，所以逢年过节时，就特别想念老人和老婆孩子，留英回来我身体瘦了一圈。搞科研项目，也是经常需要出差、平时加班加点的……不过，当自己的科研成果得到应用，并为学校的学科建设做出了贡献，内心深处也是十分欢欣鼓舞的。

一步步走来，没有留下太多的遗憾，也值得欣慰了！

我从年9月考入我校，到年10月出任我校计算机系首任系主任，学习和工作正好整20年。无论是求学期间、还是工作中，有幸在学校老一辈学者无私传授下，潜心问道，取得了一些成果和收获。当我们“对知识带着最纯净的崇拜、对文化抱有最纯粹的尊重”时（作家阿来在他的散文中如是说），我们才会一路走来，身心愉悦！

尽管前一阵子刚刚做了视网膜脱落手术，我还是认真地回忆了这段值得回望的昨天，草书了这段记忆。

酒，是陈的香！

年以后的事情，对于多数依然在任的华电人来说，应该并不陌生。我也不想啰啰嗦嗦的长篇大论。让我们一起，静静地等到学校70年大庆的时候，我再来回忆年以后的故事吧！

朱永利，年生于河北衡水市人，中共党员，教授，博导。年就读于我校发电专业，年我校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被分配到天津电力局，同年调入我院电力系任教，年至年在英国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作为联合培养博士生进行论文研究，年获得我校博士学位，年至年在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和卡尔加里大学作访问学者。在《IEEE电力系统期刊》《IEEE电力传输期刊》《中国电机工程学报》等刊物发表论文余篇。有4项科研成果获省部级科技奖励，作为第一主研人研发的“电力系统事故分析专家系统”获电力部科技进步二等奖。年获市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年获省高校八五先进科技工作者，年获国家教委和人事部授予的“全国优秀留学回国人才”，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年获教育部首批“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年被破格评为副教授，年破格评为教授，年评为博士生导师，年任我校计算机系首任系主任。年至年任河北省第七届和第八届政协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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