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电台主播与艾滋病感染者在一起的三

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根据天津疾控部门最新公布的数字显示：截至年10月底，今年本市新发现并报告的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例，较去年同期增加24.64%，其中艾滋病病人例。虽然人们对艾滋病的了解程度也在逐渐加深，但是，艾滋病患者在人群中依然是十分孤立的群体，他们遭遇的不仅是冷漠与不解，甚至还有歧视和排斥。

去年的世界艾滋病日前后，在天津广播组织的“和你在一起——百名播音员主持人基层体验”活动中，主持人天月、大卫、宋歌来医院（医院）的性病艾滋病研究所，与艾滋病感染者、病人以及医护人员一起度过了难忘的三天三夜……他们从戒惧、了解到逐渐接纳、同情进而加入志愿行列。广播君选取了主持人大卫的体验文章，希望能够借此唤起社会对艾滋病人的理解和关怀。

刚听说此次的体验点位的时候，爱开玩笑的老李说：“你们怎么去那呀！回来上班前，把在那穿过的衣服全烧了再来！”。不爱开玩笑的王主任说：“一定做好防护，注意安全……”我的心里也是一种异样的感觉，其中说不清有多少是好奇，有多少是担忧，有多少是恐惧。

11月28日，我和天月、宋医院（医院）感染二科，它还有另一个名字——性病艾滋病研究所，是本市唯一收治艾滋病患者的医疗机构。我相信，如果不是走基层活动，我这辈子可能都不会踏进这里半步。

灰色的独栋小楼，色调压抑。楼内干净、安静，在我眼里却显得过于沉闷，唯一的一丝生气，是那些等候就诊的患者们，他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开着不咸不淡的玩笑。我听到他们谈论着谁谁谁“走了”，谁谁谁“回老家了”。我惊讶，因为在自己的印象里，医院的患者相互之间是如此熟悉，熟悉得就好像最好的亲人和朋友。以至于我产生了一种印象，他们是很好接触的一群。可是，带着我们体验的高大夫却一再告诫我，这个群体其实是相当封闭的，患者之间的过于紧密，意味着对外界的极度不信任：“你的采访设备什么的千万不要带，他们(艾滋病毒感染者)很敏感，你绝对不能给他们拍照！被发现你录音、拍照，会有危险。”但我还是冒着风险，拍下了门诊的全貌。

为了更好地体验，零距离接触艾滋病毒感染者，高医生决定让我暂时假扮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以期消除他们对陌生人的警惕与排斥。我后来的经历证明，高医生是对的。

我先在门诊挂了号，走进了门诊室。门诊室屋子不大，摆放着装有艾滋病患者病例的文件柜。诊室窗户正对着阳面，几缕阳光洒在地上，给这冰冷的房间塞进些许温暖。在门诊室的一角有一个凳子，那是我要就医的地方。从门口走到凳子，短短几步路，我心中忐忑，走的特别轻，生怕脚步重了，地面上的细菌、病毒什么的会飞到我的皮肤上。走到凳子跟前儿，我下意识的想拂去上面的灰，突然意医院，这是艾滋病门诊的凳子！手一下子又缩回来，脑门上瞬间沁出一层细汗。旁边的护士注意到这一切，走过来低声对我说“给你消过毒了”。我这才拘谨地坐下，看着四周，也接受着周围艾滋病毒感染者从目光中对我的检阅。

见我独自一人，有位患者径直向我走来，他大约四、五十岁的年纪，一双眼睛带着疑问，他缓慢而小声地问我：“你新来的吧？”我“嗯”了一声，身体不由自主向后倾了倾，尽管我知道飞沫这种途径不会传播病毒。他笑了笑说“看你戴着口罩就知道你是新人。没事，新来的都这样，最近CD4怎么样？”我真的很紧张，不知说什么才好，看到我不说话，他走开了，我心里松了一口气。尽管知道一般接触不会传染，可真的和他们在一起，甚至与艾滋病毒感染者交流，我真的做不到自然相处。

僵硬地坐着，我只能看着来来回回走过我身边的病人和家属。大多数时候，都是一些来看病的艾滋病毒感染者主动和我打招呼。他们发现了我的沉默，以为这是源自一个新人的恐惧、忧虑、沮丧和绝望。他们把我当成了一个小弟弟，用过来人的身份劝我要有信心：艾滋病不是不治之症。只要自己配合治疗，可以拥有和健康人一样的寿命。

其实这些我早就从书籍和医生们的讲解中了解了。医学上，根据是否发病分为艾滋病人和艾滋病毒感染者——前者已经出现艾滋病综合症，须入院医治，后者则处于无症状期。权威医学观点认为，艾滋病毒感染者如果CD4数值稳定在以上，其实是可以和正常人一样享有预期寿命的，在很多发达国家，艾滋病已经从死亡率极高的“超级癌症”变成如同高血压、糖尿病一样可控的慢性病。艾滋病人已经接受了这样的现实，而且也都能积极配合医生治疗。经济上的付出他们可以承受，长期服药带来的不遍，他们也可以忍受，但是，他们不能忍受的是来自社会的压力。

在我“候诊”期间，一个年轻人的到来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就叫他小A吧。我看到他和我一样，把口罩捂得严严实实，棒球帽的帽檐压得很低，警惕的目光来回扫视。通过与老患者的交流，我已经能判断出，他是个“新来的”。我看到他的挂号单子，年龄那一栏赫然写着：20岁。大夫按规定开了一定剂量的药，年轻人没有像其他人那样离开，而是犹豫着开了口：“大夫，您能给我多开一个月的吗？”按照规定，这是不允许的。在医生的追问下，小A才道出其中的缘由。

小A是本市一所大学的学生，从家乡考出来时，父母为他感到特别骄傲。可是一次糊涂的性生活让他感染了艾滋病毒。他恨过，绝望过，但医院治疗。眼看就是寒假了，父母盼着他能回家过春节，与家人团聚，他担心在家乡的医疗机构开药会被父母发现，才对医生提出了多开一个月的药的要求。

小A的心理，其实是很多艾滋病毒感染者共同的心理。医生告诉我们，无论对家人、对社会、对工作和学习的单位，这些患者除了隐瞒，别无他法。

一位病毒携带者B君告诉我，艾滋病毒携带者们很少会把治疗艾滋病的药物放在原来的瓶子里，而是常常改换成其他保健品的包装。他们不愿意被人知道，不仅仅是因为自尊心，“不是我们要选择欺骗，不这样，我们就会遭遇嫌弃和排斥”。B君的一位病友一次不小心把治疗艾滋病药品的药瓶带到了单位，被同事发现了。当他吃完午饭回到办公室，发现偌大的办公大厅里井然空无一人。老板很无奈地对他说，你必须辞职，因为你是艾滋病人。你不辞职，大家就集体炒我这个老板的鱿鱼，我求求你了，你走吧。B君说：“我不怕艾滋病，我怕大伙儿的白眼儿，那滋味比死还让人难受！”

隐瞒，隐瞒，直到有一天，他们瞒不下去了，更大的不幸才真的开始。亲朋疏离，妻离子散，无人关心照料，是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不得不面对的命运，而且他们的家人也常常被连累，遭到排斥和冷遇。

在门诊，我看到一位老人，她是来给儿子开药的。儿子因病毒侵袭双眼视网膜脱落，生活不能自理。自从知道了儿子的病情，亲戚朋友都远离了这个家庭。只有这位母亲，默默承担起对孩子的照料。取完药离去的时候，她孤零零的站在诊室门口，缓缓地掏出口罩和手套穿好戴齐。老人的白发有几缕在风里飘着，显得有些凌乱，那一刹那，我的心在隐隐作痛，我不知道从老人的家到感染二科门诊有多远，这一程老人要走多久，而这一段“苦旅”老人家还能一个人走多久。。。

连续三天，除了和艾滋病感染者以及病人一起交流，我们就是和医护人员一起值班、查房，帮助干点力所能及的小活儿。中午我们和医护人员一起在他们的休息室用餐，用医护人员的话说“这个房间里的所有东西都是严格消过毒的，是整座楼里“最干净的房间”。交谈中，一位大夫告诉我，刚来感染二科的时候，他们也整天胆战心惊。但工作就是这样，难也好，苦也好，总得做。我们听到最多的两句话是“这就是我的工作，没什么特别的”、“嗨已经习惯了”。可实际上，平淡的回答背后，是不平凡的付出。

面对着很多失去希望，易暴易怒的病人，他们时时刻刻小心谨慎，既要挽救病人的生命，更要消解病人和家属的急躁情绪；为了减少上厕所的次数、避免感染，除非午饭和下班，这些医护人员练就了“滴水不进”的本领，他们自嘲是一群“骆驼”；为给晚期艾滋病人输液，护士们要冒险摘下手套，用手指在溃烂的肢体上寻找可输液的地方；为了防止自身从外界带入的细菌对病房里那些抵抗力极弱的病人造成危害，他们用高倍消毒液反复洗手，每次最少要洗六遍！女护士的手，被消毒液“咬”的满是裂口。

不管是在门诊还是病房，医生们与来应诊的艾滋病毒携带者、病人都爱唠家常。在和医生查房的时候，我注意到，这里的医生习惯在病人的病床上坐下来，或者拉着他们的手。这些肢体语言看似简单，对于这些艾滋病人和感染者却意义非凡。医生们不仅在抢救他们的生命，还要医治他们受伤的心灵。

在我们体验的最后一天，恰好是世界艾滋病日，天津医科大学的同学们及本市某艾滋病毒感染者组成的公益组织在和平区金街发起了一场公益活动。我们拉起了“红丝带”，打出了横幅、标语。

天非常冷，天空雾霾笼罩，我们都穿着棉服，但是依然感到彻骨的寒意。面对金街上脚步匆匆的人群，面对他们投过来的异样的目光，我深深知道，让社会接受艾滋病感染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一位胸前写有“我是艾滋病感染者，请给我一个拥抱”字样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走向人群时，人们还是远远地躲开了。我不知道哪里来的一股劲而，走上前，紧紧握住了他的手。也许是受到我的感染，天月也走了过来，与他握手，祝福。宋歌更是满怀爱意，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我注意到周围人们的表情，有的人开始鼓掌。

三天的体验很快就结束了，我很难说自己有什么收获，因为看到、听到、感受到的一切，我心情有些压抑。我无法忘记他们，脑海中总是不由自主地浮现出那座小楼里的一个又一个场景，去想他们的人生和命运。

对于艾滋病毒感染者来说，他们和我们一样走在蓝天下，但他们却只能活在阴影中，活人相见但形同陌路的悲切，甚于死别。我是多么希望，有那么一天，当我们面对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时候，可以勇敢地伸出手，而不是背过脸。

本文由天津广播新媒体编辑部独家出品，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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