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白癜风专业医院 http://www.bdfyy999.com/澎湃新闻记者张小莲
98岁的金平曾以为，这辈子看不到民法典的出台了。
他是参与过新中国成立以来前三次民法典起草而唯一健在的人。家中墙上挂着一幅年拍摄的第三次起草人员合影，“第一排都不在了”。第三次民法典起草小组成员合影，一排左起依次为陈汉章、史越、孙亚明、林亨元、杨秀峰、赵伯平、吴克坚、陶希晋、余鑫如、李淳，二排左四为金平。除特别说明外，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前不久，为了接受一家媒体关于民法典的采访，金平拖着病体，用心准备了一个多星期，导致劳累过度，整条腿肿起来，把家人“吓惨了”。民法典这件他做了半辈子的大事，似乎让他难以拒绝表达。经历了三次民法典起草，他却说“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得知民法典已进入审议时，他很高兴，但马上又对学生说：你们的任务还很重。三次起草金平至今也不太清楚，全国人大为什么会选他这样一名年轻人参与立法。他出生于安徽金寨一户普通农家，年4月安徽解放时，他正在念国立安徽大学的法律系，刚要毕业，“解放军就来了”，于是“没出校门”就报名参了军，随军南下至刚刚解放的云南曲靖，担任粮库副主任，后来曲靖县人民法院成立时，又被任命为副院长。年8月，在中央政法干校进修一年多后，金平被调往刚刚成立的西南政法学院担任教员。一个月后，新中国第一部宪法颁布，几项重大立法工作也随之启动。32岁的金平刚走上讲台没几个月，就接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通知，要他赴京参与起草民法典。金平在西政上课他回忆，第一次起草小组的办公地点在中南海，隔壁就是周恩来和宋庆龄的办公室，他们在国务院的食堂吃饭时，常能看见周总理，“总理还主动过来询问我们的生活，关心我们的工作。”那时生活条件较差，即便是中南海的食堂，冬天也总是吃大白菜烩油豆腐，但大家每天干劲很足，工作氛围愉快，经常加班开座谈会，会后还要整理总结。当时讲究老中青三结合，在那个主要由全国人大干部和政法院校教师构成的民法典起草小组里，还有比金平更年轻的成员——25岁的巫昌祯，新中国婚姻法学科奠基人。这位一生致力于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权益保护的法学家，已于今年3月25日因病逝世。若不是疫情耽搁，她也许能亲眼看到民法典的出台。32岁的金平也不会预料到，民法典的立法之路会如此艰难。其实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民法典，是年国民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民法典》。新中国成立前夕，包括民法典在内的国民政府《六法全书》被废止。金平回忆，第一次起草民法时的口号是“一切向苏联学习”。但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的彭真同志告诫大家，即便是苏联的东西，也不能照抄照搬，须从中国实际出发。他们大量查阅苏联、保加利亚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法，又适当翻阅民国时期的民法典及德国、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法，经过两年多的研究讨论，终于拟出了草案，计条，分为总则、所有权、债、继承四编，结构近似苏俄民法典。然后向相关部门征求意见，分组到全国各地调研，“一个大区一个工作组”，金平当时被分到东北组。年春，金平带着初稿抵达辽宁沈阳时，遍地是皑皑积雪。数月间，他几乎跑遍了东北。等到了哈尔滨，忽然接到通知，要求工作组全部返京，参加“反右”整风运动。第一次民法典的制定就此搁置。经过人民公社化运动、三年“困难时期”，极左思潮稍有退却，“小范围内又恢复了市场”。年3月，毛泽东提出，“不仅刑法要，民法也需要，现在是无法无天，没有法律不行。”是年，第二次民法典起草启动。在“反帝”和“反修”的政治形势下，这次立法强调独立自主，“总结自己的经验”，既摆脱苏联模式，又与资本主义国家民法划清界限。因此，年完成的草案，只有三编24章条，且一概不用既有的法律名词。有的条文像口号，比如规定“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不得代理单位进行经济活动”；有的又很琐碎，比如在关于个人生活资料的规定中列举了“房屋、家具、衣被、自行车、缝纫机等”。“它不是法，它反映的是当时的历史。”已故的北大法学院教授魏振瀛也参加了第二次起草，他曾回忆，原来有一章关于继承的内容引起争议，后来被砍掉了，当时金平不同意砍掉，提出应当保留。主持立法工作的领导反驳说，一个年轻人结婚，家里给了他5万元，什么都没干，就得到这么大一笔钱，这样有利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吗？年初，金平返回重庆过年，准备节后出去做调研征求意见，“介绍信都开了”，但政治气氛又紧张起来。之后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再次中断了起草。经过三十年的波折，中国的法制建设，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始进入黄金时期。但究竟制定怎样的民法，正如改革开放的走向，在当时仍是尚未明朗的问题。年11月，第三次民法典起草小组成立。金平再度受邀北上，并担任所有权分组的负责人。“这次的政治气氛非常好”，只花了十个月，就草拟出了六编计条的草案，后来又修改了三次，到年形成第四稿。四年后通过的民法通则，一定程度上借鉴了第四稿的意见。伏案工作的金平然而改革开放初期，市场经济刚刚起步，社会正在急剧变化，整个中国都在“摸着石头过河”，“有的问题还看不准”、“争议大”，要想一气呵成制定出一部完整系统的民法典，似乎不切实际。最终彭真决定，“改批发为零售”，先制定单行法，“成熟一个搞一个”。三次起草民法典都没成功，金平认为，除了政治运动的影响和计划经济体制的限制外，还因为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尚不成熟、人民的法律水平普遍较低。上至立法官员，下至老百姓，很多法律概念不被理解和接受，有人说国家干部就是法人，有人以为债就是简单的欠债还钱。六十多年后，他猜想，当初让他等年轻人参与立法，也许是领导者意识到立法之不易，提前布局，形成梯队，为未来立法工作培养人才。同样生于年代，与金平并称为“北佟南金”的佟柔，生前曾对金平的学生、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卫国说过：“我们这一代人就是人梯，希望你们能站在我们的肩膀上，走得更高更远。”为师治学年，16岁的赵万一参加高考时，第一志愿填了时下热门的中文专业，第二志愿本想填报山东大学的科学社会主义专业，但老师建议他改报政治经济学，他问这个专业学什么，老师说不知道，但感觉比较好一点。就这样，他去了山大念政治经济学。多年后，他回过头来想，当时改革开放刚开始，整个社会对经济的认识还非常粗浅，对经济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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