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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一天你突然瞎了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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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袁凌
喜马拉雅FM“听见生活”原创系列第2个故事
蔡磊的额头现着一处红肿，和他脸上超越而立之年的深思表情有点不相称。
“这是电线杆撞的”。前两天北京刮大风，上班过十字路口时听不清车声，走错了方向，盲杖没有探到眼前的电线杆，一头撞上去。这样的事情随时会发生。
在高碑店附近朝阳区残疾人就业中心二楼的“盲人梦工场”里，蔡磊的工作是检测公司专供盲人使用的手机读屏软件，像过马路一样，每一处需要认真去听，也像过去从事的按摩，需要手指对键盘的极度熟练。
在他的同事王雪背面坐着，眼前摆着两台座机，随时需要接听客户打来的电话，销售公司的读屏软件和提供售后服务。不大能想象得出，一年多以前她还是中国残疾人艺术团的琴师，或在五星级酒店的大堂演奏钢琴。前一段软件出了一个小问题，咨询投诉的客户电话特别多，她的耳朵听到发疼。
如果周遭的世界是一部电影，普通人可以一边看一边听，盲人需要把整部剧情听出来。但总有一些情节是不发出声音的，譬如那根让人一头撞上去的电线杆，或者王雪演奏钢琴时眼前的乐谱，无论怎么听也听不到。
他们想要的，只是给这些段落加上提示，让他们能够努力去倾听和触碰。
三个指头的俯卧撑
蔡磊的出生地在遥远的云南，原本是个普通的乡下男孩，干着农活也捣着同龄孩子的蛋。九岁那年，他眼里的世界开始随视网膜一片片脱落。
贫穷的家境延误了治疗，病情递进成视神经萎缩，去医院时已经来不及了。视觉消失，最后完全失去光感。
接下来的事情，是慢慢接受这个事实。在乡下，有了活下来这个最重大的前提，其它的一切都是需要去适应的。“如果突然来可能会接受不了，处处是困难”，像是盲人歌手周云蓬在一首诗里提出的“如果有一天你突然瞎了该怎么办”。
好在从前的世界并不是完全消失了，它保留在蔡磊的记忆里，“有一种清晰”。眼前并非外人想象的黑暗一片，闭上眼，仍旧会有一张桌子，一头牛的形象，和先天失明的状态不同。
比蔡磊小两岁的王雪也不是先天失明。她失去视觉的时间开始得更早，生下来就有青光眼症状，也拖得比蔡磊更长，眼下仍有光感。她记忆中没有蔡磊那样鲜明的记忆轮廓，却有更柔和美丽的光影，喜欢看一朵花，一片草地，她喜欢看那些细小的花，却从没有真正看清楚过，譬如不知道小昆虫是什么模样，“苍蝇蚊子，问了蔡磊才知道”。至于蜘蛛，她是玩一个模型弄明白的。
在真正失去视力之前，她保留着一次最美好的记忆：八岁时和一群男孩子一块踢足球，虽然她只能影绰看到那个滚动的圆形轮廓。
疾病把他们从昨日的世界里甄别了出来，王雪一直在盲校上学，蔡磊也从四年级由普通学校转入特教，开始步入失明的人生轨迹。在学校里蔡磊功课一直出于前列，但是到了初中毕业，他和同学们一样缺乏选择：继续上高中，花费昂贵，一年下来要两万，考大学的机会渺茫。就读中职，从事盲人的天然职业：按摩，对于农家子弟的他来说似乎是命中注定。
相比之下，出生于内蒙古省会呼和浩特，家境更好的王雪看起来要幸运得多：她上了青岛的全国独一家为盲人提供普通教育的高中，考取了北京联合大学，这是全国仅有的两所设有特教学院的普通高校之一，专业是音乐表演。看起来她和蔡磊完全没有可能未来相聚在同一个写字间里，在一张桌子上吃叫来的外卖。
推拿职校里的课程比想象的复杂，仅是中医基础、经络针灸理论就学习了两年。以后去广东一家按摩院实习，先是在同学身上互相练习，再是给客人上钟。专业学习之外，还需要体格力量锻炼，扎马步，举哑铃，做俯卧撑练习指力，先用五指，再逐渐减到三指，力量大的同学能用两指撑起来，身体单薄的蔡磊只到三指，30个一组，早中晚各做三组。蔡磊在学习中仍旧很认真，毕业后考取了难度很大的医疗按摩师证书，“全国每年只能考过来个”，属于医疗技术人员，可以独立开店，和一般短期培训的所谓按摩师不同。
职校期间看起来也有别的人生可能，被蔡磊主动放弃了。中国年举办残奥会，体委到蔡磊的学校来挑选一些人从事体育竞赛，蔡磊的一个同学入选了五人制足球队，作为队长在残奥会上获得了银牌，当时蔡磊曾经被选入盲人篮球队，“我说不去，别折腾了”。当队长的同学退役后进了地方残联，算是不错的待遇。至于少数上高中考大学的同学，蔡磊发现，他们毕业后仍旧和自己一样从事按摩。
王雪在大学里的经历，多少像是蔡磊想法的印证。虽然专业叫做音乐表演，实际是主修钢琴调律，这似乎是盲人在音乐上的唯一出路。大学里只有两个专业：推拿按摩和钢琴调律，“我一样也不想选”，出于无奈选了调律，实际上她毕业后一天调律也没干过。从小在家中学习弹电子琴和钢琴的她，梦想是成为真正的音乐家，但这对盲人几乎不可能：国内缺乏盲文乐谱，甚至需要去英国国家音乐学院借，老师也不愿意教盲人学生。
在校期间王雪参加了以“千手观音”著称的中国残疾人艺术图，节目总是排在千手观音之后，王雪在民乐团里担任琴师，演奏的是一种叫做“电子合成器”的乐器，因为在民乐团里没有钢琴的位置。在艺术团里呆了一年多，五湖四海演出，去过泰姬陵，也“看”过日本的樱花，旁人看来这是令人艳羡的职业，王雪却更多领受了颠沛之苦。不分黑天白夜，生活无规律，往往是深夜吃上饭后直接回宾馆睡觉。没有底薪，完全靠演出提成。台上风光一会，谢幕时观众或许上来握个手，幕布一落，只认识一块演出的几个人，感到特别虚幻。
“我还是喜欢朝九晚五的生活”。离开了残疾人艺术团的她，毕业面临的选择和蔡磊一样狭窄。
创业和打工的轮回
离开校门的蔡磊，进了昆明一家盲人按摩店打工，吃住都在店里。
“一睁眼上班，闭眼下班”。蔡磊用正常人的语式描述。睡觉就在按摩床上，没有周末休息，因为周末顾客更多。有事情才会出店门，基本不消费，一具具顾客的身体，是他和世界的主要联系。日复一日的劳作重复了两年多，小有积蓄的他有了自己当老板的想法，找到一个中职同学合伙开店。
做老板的角色有别于打工，辛苦却一般无二。“操心多，连一颗螺丝钉掉了也得自己动手”。小小一家按摩店，牵涉工商、税务、环保、消防、城管各家口子，一家家需要自己跑下来。辛苦之外，更严重的是不可测的外部风险，让一切愿景成空。蔡磊的第一家店因为周边拆迁顾客减少，第三年黯然关张，算下来没赚没亏，白赔上几年的辛苦。
蔡磊从昆明回到出生的石屏县，也回到了打工的角色，在残联的按摩培训中心担任教师，也上手干活。这份工作薪水不高比较悠闲，还能常常回家，但悠闲并不是年轻的蔡磊想要的，“总想折腾一下”。一年半之后，蔡磊又回到昆明，继续在按摩店打工，但也随时存着创业的心思。两年之后，他再度与人合伙开店。这次的投入比前一次大，两人总共投入近30万，借款就有十五万，蔡磊的借债主要来自大哥。
这一次陷得更深。推拿店开张不到一年，昆明市政规划大变，原来所处的商业街变为快速路，马路开挖改造，人流近乎绝迹，除了逐渐清盘退出别无他法，在转让商铺和收尾过程中枝节丛生，以往相熟的顾客，因为退卡的细节纠纷也翻脸叱责，蔡磊好歹顶了下来，却背上了沉重债务，往后几年的收入都用于填坑了。这次的失败，几乎彻底击碎了蔡磊的创业梦，“我发现自己适合幕后，不适于在台前。”
年，蔡磊成了盲人读屏软件的用户。由于经常在论坛上发帖，反馈交流使用体验，他成了软件公司的兼职客服，在不景气的推拿店生意之余有了一笔收入。年推拿店清盘后，他来到了北京高碑店的“盲人梦工厂”，成为客服部门的员工。
退出残疾人艺术团，王雪没有过认真做过创业梦，毕业后来到北京靠琴艺生存，在一家琴行附属的培训中心做钢琴老师。工作辛苦，从早到晚要手把手指导十几个学生，说无数的话，嗓子吃不消。上下班要坐公交车，司机常常不按报站键，给她带来了很大的麻烦。王雪很喜欢这份每天能触摸琴键，聆听肖邦莫扎特旋律的工作，只是太累。
三年后她离开了这个中心，改为在西单地下广场一家黑暗餐厅和王府井皇冠酒店大堂弹琴，加在一起月收入三千来块，和在培训中心差不多，也跟蔡磊在推拿店干活的收入相当，这似乎是残疾人收入的一条等高线，无论你是触摸琴键还是人体骨骼。黑暗餐厅光线太暗，医生告诫她不适合青光眼患者常呆着，后者离地铁口有一段距离，上下班不太方便。年，王雪终究告别了琴键，来到了“盲人梦工场”当销售员。一年后，告别了按摩床的蔡磊坐到了她背面，最初看来走势高低悬殊的两条人生曲线，因为共同的盲人身份最终交会。
眼下她有两架钢琴，分别在妈妈和奶奶家，但都很久没有弹了，需要调音。但她的“创业梦”依旧和琴键有关。“如果离开这里了，我想开一个琴行”。虽然开琴行和蔡磊做推拿店老板一样辛苦，也需要资本投入，但她还是会像在培训中心一样觉得开心，“曲子还在心里，说捡就能捡起来”。
一场尴尬的电影
在从县城回昆明打工和开店期间，蔡磊谈过一个女朋友，是按摩店的同事。女朋友一只眼萎缩，但另一只勉强能看见。
两人的恋爱开始得很平淡，“没有那些想象中的轰轰烈烈”，也没有谁正式地表白。双方都在店里居住，当着同伴们，没有太多个人空间。想呆在一起了，就出去压压马路，一直到分手，也没有太亲密的接触。恋爱中的蔡磊会想象恋人的面容，伸手触摸脸庞的轮廓，存在心里。
回忆起来，恋爱没有带给蔡磊很大幸福感，更多的是压力。“就是想到要跟她有个结果，才决心再次开店”。第二次创业中，有部分视力的女朋友陪着蔡磊去跑各种部门，减轻了他不少困难。但推拿店开到中途，两人还是分手了，原因或许正是蔡磊的过度投入创业，没有时间陪年仅19岁的女友。
“她比较小，追求小惊喜、小浪漫”。蔡磊不长于此道，时间又捉襟见肘。身为盲人按摩行当里稀缺的女性，女友自然不乏人追求，最初看上蔡磊的靠谱、沉稳，逐渐变成了“单调乏味”的短板，两人开始无穷尽的矛盾争吵，等到女友最终离去，蔡磊已经感觉不到多少难过，“皮了，太累”，差不多同时，推拿店的生意也跌入低谷，眼前似乎真的一片漆黑，只能硬着头皮摸过来。
这段恋爱之前，蔡磊已经失败过一次，对方是一个视力正常的打工女孩，那也是他人生中第一次“触电”。两人在网络上相识，蔡磊知识面宽，脑子灵活，女孩遇到什么小问题会找他出点子，两人聊得很投机，虽然知道蔡磊是盲人，女孩也没有回避。后来蔡磊从县城到昆明办事，顺便约了女孩见面，两人去看了一场电影。
这是蔡磊生平少有的几次看电影，却成了记忆中最漫长的一场。黑暗的电影院里，蔡磊拄着盲杖，被她牵着走向座位，感觉所有人都在看自己，像是无数根针灸落在身上。银幕上演的什么完全忘记了，只记得那种如芒在背的感觉。走出影院之后，女孩告诉蔡磊自己很尴尬，两人仓促地道别。女孩的家人知道她和一个盲人在“勾搭”，督促她断绝关系，二人从此再无联系。本来就没报希望的蔡磊，确认了隔在盲人和正常人之间的那道幕布，很难真的取下来。
此后的蔡磊，对于婚恋的态度变得现实，“眼神好的人凭什么照顾你”，而在盲人世界里，从特教学校开始，身边的盲人女性比例就只有百分之十几，要成家是很困难的事。从第二次恋爱失败到现在，他没有新的情感经历。
王雪则刚刚经历了人生中第一次恋爱的失败，也是和一个健康人。
男方曾是国家残疾人艺术团的工作人员，以后当了教师，两人同在艺术团时聊得来，但谈恋爱是在双方离团之后。提到两人的交往，王雪似乎在记忆中尽量淡化这段感情，“他对我算有好感，但也说不上多喜欢”。王雪的眼睛看上去比正常人更大而莹亮，脸庞娟秀，虽然带着一丝盲人特有的深思，仍然显得美丽，男方曾经告诉过她，眼下回想起来却适足引人心痛，“长得好又怎样，人们夸奖了你，总要加上后半句三个字‘可惜了’”。王雪和他的感情也正是如此“真可惜”，遭到身为独生子的男方父母的反对而失败。虽然从一开始就像蔡磊一样，做好了失败的准备，不计较男方，但这段为时不长却投入不浅的恋情，仍旧给王雪留下了深重的挫伤，“盲人和明眼人完全出于感情而结合，是不可能的。”她说。认识到现实，王雪打算一个人先过着，“有机会再说吧”。从小父母离异的王雪，对于婚恋不敢有过高期待，却也不想一味凑合。
身为“物以稀为贵”女性盲人，王雪仍旧感到沉重的受限，“婚恋标准往下降了好几格”，家庭安排都相亲对象包括毁过容、没上过学或者有其它残疾的，相处起来毫无共同语言。如果找另一个盲人，“凑一块儿也困难，只能说做个伴儿。”这使她慎于与有好感的盲人伙伴尝试交往。
相比起周围的伙伴，蔡磊和王雪经历的，已经算是幸运的失败。他们大多数人一次恋爱也没有经历过，包括王雪的大学同学们，只能活在一个人的世界里。
除了视力，我们没有什么不同
来到北京之后，蔡磊起初仍然干售后服务的活儿，打很多个电话，但他熟悉电脑操作，不久就兼职软件测评员，半年前脱离了客服行列，成为专职的测评技术人员，工资也涨了几百。这并没有让他很满意，因为离职的前任拿得更多，态度却不如自己负责。
他的工作台上摆着各式各样的手机，从百合老人机、华为到盲人定制手机，只是没有自带读屏软件的苹果，工作是代替用户找问题，把真问题反映给技术部门，“算是一道桥梁”。
王雪和伙伴们的工作则由从前的销售加上了客服，变得繁重。除了接电话过多会耳朵吃力，更主要的是心理压力。客户本身是盲人，使用软件中会遇到很多问题，往往心态焦急，语气很不客气。有时疑心销售人员是骗子，有时不相干的问题怪到软件上，譬如加入一个需要认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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