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服命运设下的陷阱和与生俱来的渺小我的三

走入北京之前，我的右眼视力-，左眼-，裸眼看视力表最上面的E都觉模糊。心理科的测评报告也非常不理想，Z教授是石河子小城最权威的心理医生，他给我开了两盒药。

医院体检，我遇到了同校的另一位教师，他因视网膜脱落刚刚做完手术。

“先把眼球摘出来，修复好之后，再把它放进去。然后再静养三个月。”他心有余悸地给我描述了手术的大致过程。

三年过去了，我最严重的右眼并没有像当初所想象的那样视网膜脱落，甚至失明。抗抑郁的药也还躺在书桌下的抽屉了，一颗没动。但是药盒已经磨损、干瘪，像一张三年前夹在书本中的落叶。

临近中年，有的人除了体重变了，其他都没改变。而我除了体重依然保持70公斤之外，精神世界已然发生质变。

我征服了命运设下的陷阱和与生俱来的渺小，基本完成这一阶段的任务。

走出文学迷局

我们都在经历一个时代，但并不一定是这个时代中的人。这其中的关键在于获得观察历史和现实的理论之眼。

文学教了我感性、真诚，但也会用无力改变现实的哀伤、愤懑，不时影响我的情绪。过分强调德性的人文知识分子，只有与大地、普通民众和现代科技有机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发挥德性的光辉。

如果不走出这个困境，它的一些消极东西会像毒蛇一样，将人越缠越紧。

我仍然非常敬佩那些一生埋首书堆，立于考据之上，用管窥锥指阐发微言大义的人。然而，局部真实并不等于整体真实。过分迷信考据的方法，往往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虽获得微观的某些知识，却不能上升为对全貌的理解。更有甚者，借考据材料为贩卖私货大开方便之门：或泄私愤、或哗众取宠、或以售其奸，达到图一时之快、行卖弄机巧、获不实之名。

因此，要想拨开历史与现实的迷雾，找到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第一位重要的事情。这无疑要求助于科学的历史思维和辩证思维，进入专业领域进行系统学习。

更为重要的是，上世纪80年代接受了西方自由主义影响而成长起来的一批知识分子，把西方式民主化当做信仰、以中国社会的“再启蒙”为目标、将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都归结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不彻底。这些人充当了我们大学时期的精神导师，与青春期的躁动、青年期的迷茫结合在一起，一度成为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精神世界的主调。

只有经历自觉的理论反思，虚心接受现实的教诲，对西方意识形态的“祛魅”才能得以向前推进；以更加务实和平视的眼光看待东西方文化差异，才有可能识破一些话语的陷阱。

友情须带三分侠气

年5月11日，陕西科技大学学工部李萌老师邀请我去他们学校做一次交流。提前一天傍晚我飞抵西安，望着车外鳞次栉比的高楼、闪烁的霓虹，我像小木匠的儿子——于连（小说《红与黑》的男主人公）爬进了贵族夫人的卧室，怯懦、虚荣和敏感一下子袭进我的胸膛。我感到十年的边疆生活又一次使我与外界产生了巨大的隔膜，加重了我们这些出身寒门与生俱来的渺小。

进入北京之后，反而感受到了宽容与接纳。

9月份刚到北京的那天晚上，已在北京安家的著名中医唐略兄见面就把自己早已调制好的生脉饮让我喝下，以解暑生津。然后开车把我接到了他们家，第二天上午把我送到学校报到。此后，只要我有什么需要，唐略兄弟俩都有求必应。去年底，我突发尿结石，疼痛难忍，唐略兄几次三番接我去他们家吃住，以便照料。唐略弟给我开了两副药，第二副还没喝完就痊愈了，头尾不到十天！要按其他治疗方案，又开刀又消炎又跳绳这么折腾，不仅会把人搞残，恐怕连按时毕业都成问题了！

他们俩对我的帮助，让我明白：真正的友情须带三分侠气。所谓言必信、行必果，慷慨解他人之厄困。事成之后却不矜其能、羞伐其德。正是说的这种情况。

自从我重新做回学生身份之后，有人对我的态度会发生微妙的变化。但一些真朋友还像以前那样重视我，推荐我到更高的平台锻炼，讲课费也总是就高不就低。其义气、侠气，令我感恩于心，没齿难忘！

也许是我们这一代80后，家中兄弟姐妹不多，很多都是独生子女，因此，我们愿意把朋友活成兄弟。

对父母的哀和痛

入学的第一个学期末，父亲就大面积脑梗死生命垂危，幸得亲戚朋友多方援助，尤其幸得唐略兄妙手回春，才从鬼门关又转了回来。从此无法言语、瘫痪在床、大小便失禁，衣食住行全部依靠母亲照料、维持，至今两年有余。

其实，在发病之前，父亲已有多年的高血压，自知生命的终结方式，要么猝然离世，要么中风失能。他愿意选择前一种，而害怕第二种。因为他自感与母亲的感情还没有深厚到对方可以为其端屎倒尿、无怨无悔、不离不弃的地步。

现在，我母亲的表现超出了他的预期，虽然自己委顿无言，但应该是基本满意的了。

看他们这一辈子，我内心的心痛和哀怜大于其他所有的情感。

他们这一代底层，由于客观条件所限，又缺乏谋生的技能，以及改变命运的勇气，终其一生是一种动物式的蒙昧生活。年轻时，凭借青春和体力，通过农业上的自给自足，尚可维持婚姻的美好；一旦进入中年，社会进化导致的淘汰、经济上的压力、能力上的退化，加之养老育小，对他们的婚姻和睦产生了太多的干扰，从此家无宁日，夫妻俩互不欣赏、相互拆台。

每当母亲指责父亲的时候，实际上伤害的是孩子心中慈母的形象；而孩子在外面受挫时，也会反思父母是否为他树立了积极榜样。

所以，我夜深难眠，很多时候是想起他们这一辈发生的点滴故事。试图通过内省和向外开拓的办法，摆脱他们对我的不良影响，而留下他们与生俱来的质朴、真实。我不能让现实的东西束缚了双手，也不能让过去的东西束缚了双手。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运，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机遇。我曾天真地想，某一天，父母会开心地看到我的现在和未来，因为我替当过几十年乡村民办教师的父亲实现了他几乎所有的目标。我向往到那时候，我们还会像小时候一样一家人和睦在一起。但实际上，当我走出故乡的那一刻起，这一天早已渐行渐远，他们也早已不是过去的他们，他们也早已不了解我，从而也无法真正跟我一起走向未来的生活。

两年前，我经常精神困苦，在社会学家的导师开导下，我才真正明白，他们真正属于那个小山村。那里是他们的出发点，也是他们的落脚点，那里积累着他们一辈子的欢乐和忧愁。往大里说，乡村并不是城市的附庸，而是一个独特的人居生态系统；往小里说，儿女的反哺终究非常有限，父母的索取也非常有限，能汲取的也非常有限。

只有生活在同一个生态环境系统中，然后不断学习、终身学习，我们作为父母，才有可能真正伴随孩子一生，并给予他们适当的支持和鼓励。

这需要时代的机遇，也需要自己抓住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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